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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仁商仁匠|杜春陽:這輩子最大的問題,就是不求人

      • 分類:公司新聞
      • 作者:
      • 來源:傳媒一號
      • 發布時間:2021-08-26 20: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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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【概要描述】杜春陽是前仁懷縣冠英酒廠廠長。這家酒廠成立于1978年前后,是仁懷最早的民營酒企之一。1978年,中國的改革開放才剛剛拉開序幕,“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”的思路,惠及的更多是沿海城市。偏遠的貴州,還要等到七年后的1985年,政策才會逐漸明朗。杜春陽,在那個時候就開始釀酒,可見膽識思維,都超前于同時代的許多人。

      仁商仁匠|杜春陽:這輩子最大的問題,就是不求人

      【概要描述】杜春陽是前仁懷縣冠英酒廠廠長。這家酒廠成立于1978年前后,是仁懷最早的民營酒企之一。1978年,中國的改革開放才剛剛拉開序幕,“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”的思路,惠及的更多是沿海城市。偏遠的貴州,還要等到七年后的1985年,政策才會逐漸明朗。杜春陽,在那個時候就開始釀酒,可見膽識思維,都超前于同時代的許多人。

      • 分類:公司新聞
      • 作者:
      • 來源:傳媒一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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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“不求人”是對他一生最好、最準確的評價。相談正歡的時候,代斯正突然對杜春陽說道:“老爺子,您這一生最大的遺憾,是萬事不求人。”

      杜春陽是前仁懷縣冠英酒廠廠長。這家酒廠成立于1978年前后,是仁懷最早的民營酒企之一。1978年,中國的改革開放才剛剛拉開序幕,“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”的思路,惠及的更多是沿海城市。偏遠的貴州,還要等到七年后的1985年,政策才會逐漸明朗。杜春陽,在那個時候就開始釀酒,可見膽識思維,都超前于同時代的許多人。

      代斯正是與杜家合作十多年的經銷商,很是了解杜春陽和杜氏家族。他話里有話,言外頗有深意,但杜春陽頗為自得。在他看來,“萬事不求人”并不是此生的問題或遺憾,而是對他一生最好、最準確的評價。

       

      仁商仁匠|杜春陽

       

      一個鐵骨錚錚的漢子

      杜春陽才到遵義八五廠兩個月,就干不下去了。在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,工人是一個讓人羨慕的身份,但他干得不得勁兒,“每個月才三十塊零八角”。

      這個“鐵飯碗”比當時仁懷魯班供銷社營業員的酬勞高,“他們16塊錢一個月”,但這點工資,還沒他之前釀酒換的錢多。那時杜春陽剛剛二十出頭,精力旺盛,沉悶呆板的工作,根本圈不住他。何況,他早就嘗到過釀酒掙錢的甜頭。

      不過,杜春陽還是從1966年“熬”到了1978年。在他打定主意要離開的時候,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還要等到12月才開,“就在國家開改革開放會議的頭一個月,我就回來了。”

      失業之初的杜春陽無事可做,但他閑不住,想著法找事做。他的性格,是寧肯累,也不肯閑。就這么磨了大半年,第二年,地里的玉米黃了,杜春陽釀酒的心又開始蠢蠢欲動,“我就把苞谷砍了,砍回來就釀酒,從79年到現在,就沒停過。”

      現在的機械化、自動化,大大減輕了勞動強度,但釀酒依舊是個勞動密集型行業。杜春陽釀酒的時候,只能靠人力,更辛苦。釀酒還需要大量的水,水源在400米外的地兒。他一個晚上,要挑50擔,往返行程就是八十里地。一個晚上下來,杜春陽的衣衫、褲子滿是汗水,濕得能擰出水來。

      回顧杜春陽當年,其艱難處,遠超常人想象,但他毅力之堅、體魄之強,也遠超常人。杜春陽的創業史,是一種典型的勞動人民與惡劣環境、貧困生活爭斗的歷程。勤勞、拼搏、不畏艱難,這些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,在他身上都很明顯。

      杜春陽掙的錢,來得硬實,每一分、每一厘,都是憑他自己雙手辛勤勞動所得。用代斯正的話說,就是“你的錢很干凈”。杜春陽不求人,大約是他一身鐵骨錚錚,從不投機取巧。

       

      創業時期的杜春陽(后排左一)和家人

       

      盡干“出格”的事兒

      趕上了好時候,杜春陽這回不再像前兩次那樣,有始無終。說起來,他早在1960年就在干釀酒這件事兒。那年,他才十五歲。那是一個糧食極度短缺的時候,杜春陽找不到糧食,就上山去摘青杠籽、野柿子,“紅薯也釀過”。貴州山里野柿子樹多,當地又叫柿花,但生吃澀口,為當地人所棄。杜春陽就采了回來,用剁辣椒的刀搗爛,然后上鍋蒸,再撒上曲子發酵。紅薯也是一樣的做法,主要是釀白酒。

      青杠樹大約就是橡樹,子實狀似袖珍的小陀螺,含有油脂和淀粉,可以用作釀酒。在糧食匱乏的年代,那些在當地人眼中無用的東西,都成了杜春陽釀酒的原材料。杜春陽不敢聲張,在家里釀,但“釀酒就要銷(售),一銷就有人知道。”再是小打小鬧,他也是做得風生水起了。左右鄰居,有的還會上山采回野果請他代釀,是想掩也掩不住。

      半年之后,當地政府領導就知道了。雖然東窗事發,念在杜春陽年紀不大,領導沒有上綱上線,但釀酒的事就此作罷了。杜春陽安分沒兩年,到1964年,中國的糧食問題終于有所好轉,他的心思又活絡起來。“小麥、苞谷(產量)過關了,糧食政策就沒有60年卡得那么嚴了,我又開始烤酒。小麥、大麥、玉米、高粱、蕎麥,我都烤過。”

      杜春陽釀酒,不拘原材料,對不同糧食的秉性、酒的形成、酒質如何,都很熟悉。“小麥酒,喝起來回甜重,裝在土壇里,有半拇指厚的皮沫,就像凝了一層豬油。它的甜味比一般的酒重,我們現在勾酒,要勾甜味重的,但不能放糖。如果我現在還在烤酒,小麥酒拿來勾調,是個好酒。大麥酒比高粱酒產量高,口感還要好。苞谷酒虧燃料,大麥、小麥、高粱都不虧。”

      這次也沒能做長久,直到年的十月份。杜春陽無事可做,但又閑不住,就干木匠活。他也是無師自通,“就做桌子、板凳、桶,搞了一兩年,生意還好。”

      杜春陽似乎有一種本事,就是不管處于多艱難的境況,都有辦法讓自己過得好一點。這讓計劃經濟時代的干部們很是頭疼。1966年,當地干部把他安排進遵義的85廠,想來是他們防微杜漸,打量有個工作圈著,杜春陽至少不會再干“出格”的事兒。

       

      “不求人”是對他一生最好、最準確的評價

       

      算盤打得噼啪響

      杜春陽今年76歲了,須發皆白,除了有點耳背,身體很是硬朗,說起話來思路清晰?;貞洰斈?,許多細節他都記得一清二楚。“退轉去二十年,有人來幫我辦低保。我一看,要交三萬多,一個月才領兩百多,我把那個塞在抽屜里不管。后來想想,雖然只有兩百多,但每年還要漲點,我還是要靠著(國家)這棵大樹,第二年又找出來讓他們去給我辦了。”

      這一段往事閑話,杜春陽是隨口提起,長子杜富杰有點無奈:“你那個不叫低保,你那個叫養老保險。”早在2005年,杜富杰兄弟就已經接班。說起最初不肯辦養老保險的理由,杜春陽說:國家會做生意,我不會做生意?

      杜春陽會釀酒,更會做生意,賬還算得細。他給遵義八五廠的工作算過帳:“我人年輕,你用三十塊零八角就把我的勞力買到了。一個月三十塊零八角,我隨便找都找得回來,所以你就是給我一千塊一個月我都不干。”

      早年,他釀苞谷酒,也收苞谷送金沙的一家酒廠,一斤賺三分。那時,國家糧庫收的價格是一斤7分3厘,“但有的背去了不收”,杜春陽收,價格是7分,豐年一天能收三萬多斤。“一斤三厘,十斤三分,百斤三塊,千斤三十,萬斤三百,我一天能掙一千。”杜春陽算賬是把好手,結果也對,但為什么總感覺哪里怪怪的。

      不只倒賣苞谷賺差價,杜春陽還給磚廠拉煤,“我幫磚廠買東西,幫他們講價,比他們廠里還細致。后來我跟他們算了細賬,就專門給他們供煤。我給他們拉了七年半,一天五車。”

      磚廠每天只燒三車煤,但杜春陽得給自己存兩車,因為他還有個加油站,一個月要去遵義拉兩趟油,“還要給散戶拉煤,要把這些除出來,就要庫存兩車。一車煤的利潤大概有38塊,五車就將近兩百。我還抽地下水灌溉田土,大概能賺一百三。”

      這個杜春陽,在仁懷酒圈,也是德高望重了。仁懷一年一度的重九祭水大典,他和懷莊的陳果,以及醬酒大師曹大明,都是主祭人。2019年,仁懷酒協評選“中國酒都仁懷酒業改革開放40年40人”,杜春陽身在其中。和他同時當選的,還有茅臺酒廠的李興發、鄒開良、季克良等。他似乎完全沒有人設包袱,一點不忌諱讓人看出他那點小心思和精明,算盤打得噼啪響。

       

      仁懷重九祭水大典,杜春陽是主祭者之一

       

      杜春陽的家業,是勤勞節儉在和精打細算中起來的,“我掙一塊錢,只花一分錢”。收玉米的空隙,杜春陽就蹲地上撿糧食,一天能撿二十來斤,被路過的人笑,大約是笑他摳。他并不是摳,“就是看落在地上浪費可惜。”仁懷釀酒起步早的,大多釀過苞谷酒,深知糧食的來之不易。說起這樁往事,杜春陽拍著大腿哈哈大笑:“好耍,好耍!”

      杜富杰感嘆:“我父親是什么苦都吃過。”杜春陽不以為意,覺得勞動反讓自己身康體?。?ldquo;我不敢說(沒有)腰酸背痛,(但)血壓不高,血糖不高。大家不吃的我都能吃,一天還要喝兩次酒,中午一次,下午一次,一次二兩多三兩,只喝這么多。”

      屈辱和爭心

      盡管那時的中國,已經確定改革開放,但很多地方,尤其是偏遠的內陸地區,思想沒有完全解放,“還有很多阻力”。1983年的一次遭遇,杜春陽至今記得清楚。杜春陽的釀酒事業,干得熱火朝天,稅務部門也找上門來。他也爽快,“我不知道要交好多稅,就讓他們幫我核個量,該多少我就交多少。”

      那時,土地包產到戶,當地村里的支書、大隊長、會計三個人,一時沒有工作可做。魯班公社的一位領導找到杜春陽,希望能為他們提供一個工作崗位。杜春陽也同意了,“但我用不了那么多的勞力,就讓他們輪流來烤酒、喂豬,我幫著分工作。”

      有了這么三個幫手,杜春陽就把納稅的事兒,交給了那位大隊長,“讓他幫我交”。他沒想到的是,這人偷偷拿去賭博,“后來縣稅務局的局長問我為什么沒交,我說早就交了,他又說沒交攏,我才曉得他拿去賭錢了。”

      本來溝通就能解決的事,也不知為何,杜春陽和那位領導說僵了,兩人都動了肝火。“那個時候我四十歲不到,四十歲不到啊,我說我這農村人的性格就是惱火。”杜春陽自嘲,大約是后悔當時的年輕氣盛。因為,相關部門以偷稅漏稅為由,在魯班全縣貼了批斗公告,把他拉到街上,掛牌游街示眾。

      杜春陽埋著頭,縮著肩,形容著當年的樣子,“改革開放會都過了幾年了,83年還喊我站個高板凳、戴個牌牌”。許多年過了,杜春陽已經平和,但言語間,依舊有微微的憤慨。那件事對杜春陽的打擊不小,“過了83年,84年我啥都沒干,酒也沒有烤。”

      他也不是什么事兒也沒干。1984年,遵義市地區領導到仁懷視察。到杜春陽家里時,正碰著他在挖蓄水池,用來做烤酒的冷卻水。

      “泥巴挖出來沒地方倒,我就用手推車推到門口,搞成一個魚塘,蓄水養魚。書記就拍著我的肩膀,說我這樣干是對的。”杜春陽回憶,“我說不能使勁干,夠生活就夠了。”

      領導大約是了解過杜春陽的遭遇,以為他經此一事之后,心有余悸。為了鼓勵他,領導說:我說了算!

      “遵義到仁懷你說了算,貴陽到遵義你說了算不算?”杜春陽這樣說。這是一個樸素的道理:任何一個官員,只有在他管轄范圍內,才能真的說了算。圓滑一點的,就算心知肚明,也會隨聲附和,給足人面子,偏偏杜春陽是個冥頑不化的,非得捅破這層窗戶紙。

      “這是我內心的老實話,我說這個是正當的撒,結果他就找不到談的了。”杜春陽笑瞇縫了眼,眼中有一抹狡黠。他為自己“難”住了一個官員而得意。在中國的民間文學中,老百姓對權力的揶揄,甚至嘲笑、反抗,是一種被肯定的精神。杜春陽的骨子里,帶著這么一種勁兒,而性格里的狡黠與機智,也總能讓他抓住一個理字。

      聽著過往舊事,我大約能想明白杜春陽為何會在83年吃那么大一個虧。他遇到過很多困難,都憑強健的體魄、堅韌的意志,以及足夠的精明解決了,他對自己有著十足的自信。那件事看似是他直來直去的性格所致,其實是他骨子里帶著一種爭為強者的爭心。他不會求人,也不會向任何人低頭。即使可能被現實撞得頭破血流,也絕不回頭。

      好在那位領導沒有為難杜春陽,反而給了極大的關注和扶持。

      1984年的10月,北京召開全國農村專業戶座談會,也就是俗稱的萬元戶大會,“有283個人,我是其中之一。”杜春陽終于揚眉吐氣了一回。此前,區里的領導來做統計,杜春陽留了個心眼,“我還壓縮了,報的是一年掙一萬,其實我一個月就掙一萬。”

       

      杜春陽之子杜富杰 臺典酒業集團董事長

       

      夠吃飯就夠了

      杜春陽原本主要做玉米酒,自打北京回來,他就申報做中級酒,“85年得了國家農(牧漁)業部的獎,得獎的時候好多還沒開始做酒。我92年左右就做醬香型白酒,灌瓶、貼商標。”

      1995年,杜春陽打算交班了,但杜富杰兄弟卻有些不情愿。“當時仁懷做酒的人多,酒不好賣,而且隨時都在投入。”杜富杰說,“后來接手,還是后悔,應該早一點做。”

      十年之后的2005年,杜富杰和弟弟杜江濤正式接手。杜春陽給他們的是近三十個窖池和幾百噸老酒、一塊地基,以及一群跟他干了許多年,有經驗的釀酒師傅。當時我是這么說的:“你們原來沒有產過酒,現在包裝車間的酒就是我的,不要動。你們可以賣散酒,一路賣,一路烤。”

       

      杜春陽之子杜江濤 臺典酒業集團總經理

       

      在代斯正看來,這家企業能走到現在,正是因為杜春陽留下了一批老酒,“醬香白酒拼到最后是拼老酒,沒有老酒,說什么都沒用,恰恰老爺子留下一批好東西。”

      杜春陽很珍視那批老酒,但更多的,是希望杜富杰兄弟能在自己的基礎上有所作為,“現在的辦公大樓,是當年的魚塘,交給他們的時候,底下的基礎都做好了。他們2011年才修廠房。”

      剛交班的前五年,杜春陽每個月至少要從遵義回仁懷兩趟,后來就很少了,大概也是完全放心了。如今,他只在企業需要的時候出來站臺。這些年,家族產業在杜富杰兄弟手里,還是得到了極大的發展,由此前的冠英酒廠,發展為臺典酒業集團,醬香白酒年產能達2000余噸,是當地的規模以上企業。

      不過,杜春陽對企業發展似乎頗有微詞,“我不應該催他們,否則廠就還在我手里,我可以專門管生產、建廠房,那現在這個廠(規模)起碼大一半。”杜春陽這樣說,但實際上,當杜富杰一提到發展,他卻并不贊同,“夠吃飯就可以了。”

      父子間的分歧不在發展,而在是否需要借用外力之上,比如和政府搞好關系。在杜春陽面前,杜富杰很低調。只要不說這些,兩人父慈子孝,其樂融融,一說就誰也不服誰。于是,有了下面這番代斯正和杜春陽的對話:

      ——做大事業,肯定要依靠別人,包括政府。

      ——我就不會去!

      ——老爺子,您這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,萬事不求人!您如果能夠改變一點思維,早就不是這樣子了!

      ——我為什么要求人?

      ——您就沒有意識到,當今社會就沒有不求人的?

      ——我就不求!

      ——您是不求人,您很硬氣,也很干凈,這很難得,但您干得很辛苦。

       

      臺典酒業集團釀酒車間

       

      后記

      這番對話,很容易讓人覺得,年輕時敢干別人不敢干之事的杜春陽,在上了年紀之后,已變得保守。古往今來,有很多的人,都是年輕時激進、銳意進取,而后因為經歷的多了,棱角被漸漸磨平,是以年老保守。

      杜春陽的保守,或許一直都有。一個人不求人,其心志毅力,都極度強悍,堅信不用依靠任何人,只靠自己一雙手就能打天下。只是,從另一個層面看,這是和外界的人事物,保持著一種距離——雞犬之聲相聞,老死不相往來。在仁懷,杜春陽絕不是唯一,還有很多人和他一樣。“小國寡民”是老子推崇的一種政治理想,這種觀念也根植于很多國人意識之中。

      只是,時代在變遷,仁懷雖固守著傳統工藝,卻已然不再是小農經濟時代的仁懷,至少,新力量就在大舉進入。杜富杰的憂慮,有他的道理。今天,醬香白酒這個傳統而固執的行業,在市場的沖擊之下,企業應如何應對?企業發展,離不開外界的支持,但企業應該如何與之打交道?或者說,應該如何保持一種適合的尺度?……

      杜春陽不會去想了,他的晚年生活很充實。他遵義的家里,養著幾只狗,幾只鳥兒,還有一缸的小魚和一池的錦鯉。說起狗狗,杜春陽贊不絕口,“大狗有九十斤,還有兩個小鹿犬,它們就是講不了話,但我說什么,都聽得懂。”這樣的生活,用代斯正的話說就是,“養鳥、喂魚、養花,每天就是‘尋花問柳’,過著神仙般的日子”。

      這些問題,都要留給杜富杰,以及仁懷現在的企業家們。(黃雪梅 臺典酒業集團供圖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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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發布時間:2019-06-25 00:00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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